第六章 遭逢文革动乱
第六章 遭逢文革动乱
一、大字报围攻，宿舍被抄
文化大革命很快疾风暴雨般地来了。
上海方面立即发来紧急通知，四清工作队立即撤回上海。
回校后，很快，在四清运动期间，被批判过的村干部和高塘公社农校的师生，都纷纷到华东师大造反。他们的意思非常明显，你们帮助刘少奇整我们，我们现在必须要来讨一个说法。
幸运的是，所有来的人都说，
本来，由于罗毅同志的肯定与支持，邱学华破格提升讲师的报告与入党申请书，华东师大已在同一时间作出批示。可惜，随后而至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邱学华的这一美丽的梦想便无法实现了。
邱学华知道，对于他来说，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跨进党组织的大门是何其艰难。当年，19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经过了重重考验，现在，大学刚刚毕业，还没有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想要成为光荣的中共党员，又是多么困难。
邱学华的内心有着一种信念，他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努力，永远上进，党的大门总会向他敞开的。
但事情的发展，让人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至今想起来，那些历史过程的亲历者，还心有余悸。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聂元梓成为造反派领袖。同年11月，聂元梓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北京师大）联合造反兵团”， 其忠实的助手孙蓬一， 率领“红旗兵团”，到上海煽风点火，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曹荻秋、陈丕显。她秉承江青的旨意，与他们在上海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所谓北大社教的“叛徒”——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聂元梓作为复仇的凶神，以最激 烈的言辞，发泄了她对常溪萍的深仇大恨，发誓要把他斗倒斗臭，直至压在阴山脚下，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滩上，聂元梓扬起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弥天烟尘。
华东师范大学再次厄运降临，文化大革命中，它成了上海第一个受到严重冲击的高校。
接着对学校教师审查与批斗的活动大面积开始。196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各系都抓捕了一批教师押送到共青场也就是现在的运动场，从文史楼后面依次向共青场方向批斗、游街。一两百名教授与学者被押到台子上强行下跪，低头认罪。
更其荒唐的事情是，继共青场批斗会之后，华东师大的造反派们对教授们说，别看你们是什么教授，你们其实是草包！不信？现在就考考你们！于是，造反派们把那些接受批判的知名教授们，集中到文史楼，组织了一场可以说“空前绝后”、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考教授”。
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下，人人自危。然而，面对造反派们的小丑嘴脸，仍然有两个人，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在听完所谓的考题后，扭头就走，昂然走出考场。这就是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和一个叫郭胜铭的教授。
一场浩劫，昔日充满生机的华东师大，大多人去楼空，有三百多名教授与学者，被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支持邱学华留校的张波书记随后也被“派”到了黑龙江知青点上。
自1966年开始，学校便不再招生了。这一来，就是连续四年。
这四年中，人们反反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相互揭发、深揭猛批。
邱学华在文革中也受到了牵连。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是业务尖子，被当成师大党委“走资派”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些都成了邱学华的罪状，还有人揭发，邱学华曾去杭州拜望过大右派俞子夷。一时间，邱学华受到大字报围攻，要他交待到“大右派”那里去干什么。
邱学华在安徽搞四清运动，在高塘农校时，工作任务重，生活又清苦，身体拖垮了。回到上海，文革爆发，又气又急，几天高烧不退，没有任何人照应。一个人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肝脓疡，须立即住院。邱学华给教育系领导打电话请假后，一个人住进了医院，天天打针吃药。为了不使家里人担心，邱学华没有告诉远在常州的妻子。一个受批判的五类分子子女，修正主义苗子，还有谁敢来理睬？半个月的住院时间，没有一个人来探望。如果死了，也没有人知道。邱学华深感世态炎凉。直到出院，邱学华才把住院治疗的事告诉了家里。
妻子知道实情后，急急忙忙地带着4岁的女儿赶到上海探望。那天下午，教育系教师都在数学楼门前劳动。妻子找来后，邱学华经过批准，带着她们回到宿舍。
邱学华同师大附属工厂的田师傅住在一个宿舍。晚上，田师傅住到工厂，把房间让给邱学华一家。邱学华一家三口就睡在地板上。晚上近11点时，突然有人敲门。门打开后，闯进来两个红卫兵，一个姓陈，一个姓阎，都是教育系红卫兵的头目。看来是教育系统一位老师向红卫兵报告，邱学华妻子从常州来上海了，可能会有什么反革命的东西转移藏到上海。孩子吓哭了。邱学华抱着孩子，一个劲儿地让孩子别哭，没事的，没事的。但两个红卫兵头子不依不饶，指着葛蕴春说，“你有没有从常州带来什么？我们也要检查！”妻子连忙把从常州带来的旅行包打开，让他们检查。
邱学华在宿舍里，除了一个破箱子和一个小书架，其他别无长物了。姓陈的红卫兵看了看，向姓阎的红卫兵摇摇头，意思是没有什么可查的。但姓阎的红卫兵凶神恶煞，一副一定要严查到底的样子。
于是，陈姓红卫兵在箱里查找，阎姓红卫兵在小书架上翻查。邱学华这时有点着急了，因为他记起了他曾在箱子底下放了一颗机枪的子弹的。那是他儿时的朋友在参军复员后送给他的纪念品。如果查出这颗子弹，这可是反革命分子意图复辟的铁证，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而且，小书架上还藏着一份“大右派”俞子夷写的一份回忆录的手抄本，如果被查出来，也是反革命罪证之一。幸好，陈姓红卫兵在箱子里翻了翻，就罢手了。只是在临走时，把邱学华的日记本全部抄走了。他们是想从他的日记中寻找有什么反动的东西，作为他们批判攻击师大党委的炮弹。
邱学华从当小学教师开始记日记，共有10多本，里面记录了他的工作、学习情况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造反派根本捞不到什么稻草，后来便把他撂到一边，邱学华幸运地躲过了政治风潮，成了“逍遥派”。
对于红卫兵查抄宿舍之事，邱学华并不记恨。后来有一段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是1986年的事情，那时，邱学华任常州师范校长。突然有一天，说是有一个熟人造访，来人问邱学华道：“你还认识我吗？”邱学华定睛一看，原来正是华东师大教育系红卫兵小头目沈同学，其时正在安徽淮北一所师范学校做教师。他说明来意，他是上海人，父亲多年有病，没人照顾，几次到上海设法调动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人建议他到常州找邱学华试试看，可以想办法调到常州。常州离上海近，这样就可以经常回上海照顾父亲。邱学华询问了他的业务情况，沈老师是心理学教师，他的几篇论文写得还可以。常州师范正好缺心理学老师，邱答应帮忙。几次跑教育局找领导谈，但麻烦的是，沈老师一家三口，妻子虽然是化学老师，但没有达标学历，又是安徽边远地区的师范教师，教育局并不想要。几经周折，沈老师一家的调动才终于办成。到常州师范学校后，沈老师担任心理学教师，妻子被安排在化学实验室当实验员，儿子在附近读小学。没隔多长时间，沈老师又分到了房子。沈老师在上海的同学听了都十分感动。称赞邱学华心胸开阔，情操高尚。邱学华说，文革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责任不能全由红卫兵来承担，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
大约过了一年多，造反派才把日记本还给了邱学华，他愤怒地把日记本全撕了，然后丢在抽水马桶里冲掉了。他不敢烧毁自己的日记，担心造反派抓住把柄说他销毁犯罪证据。邱学华至此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写日记了。
造反派曾逼问过他，要他交待到大右派俞子夷家里去干什么。邱学华其实隐瞒了
校园已经无法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邱学华便联系于美方和贺思友两位青年教师，带着几个学生，成立了“北京战斗队”，去到佘山脚下“串联”了。邱学华哪里是去串联啊，他与这两位曾是自己学生的同事，到佘山参加教育革命，培
那时候，邱学华正在犯病，牙齿发炎。但是，又要编教材，又要上课，没有时间躺下来养病啊，于是邱学华匆匆地回了一趟上海，把发炎的牙齿拔了，又立即回到佘山。
佘山的教育革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解放日报》发表了专题新闻报道：《佘山脚下起风暴》。邱学华觉得非常幸运，文革中，他也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到佘山农村干了一点实事。
二、被逼写大字报批自己的老师
有一件事，邱学华引为终生遗憾，那就是他曾违心地写过自己的老师沈百英的大字报。
沈百英没有留学经历，他只是小学教师出身，父亲是乡村的木匠，这样的背景，倒是为沈百英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他仍然没有能逃过政治审查这一关。他的最得意的学生和他的其他学生都被叫到专案组面前，接受调查与盘问。然后要求这些学生必须写沈百英的揭发材料，写他的大字报。
邱学华暗里心惊。真要是查的话，
没有办法，邱学华只好违心地揭发他的老师沈百英了。
但邱学华知道，只要一说出
就连常溪萍这样久经革命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都未能幸免，那么，一个普通教师如果历史上有什么污点，那就是再也摆脱不了的灾难了。
邱学华左思右想，既要“揭发”
实在没有办法，邱学华只好将
在邱学华看来，“揭发”
邱学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场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威压与灾难。要邱学华写揭发材料，邱学华的内心有多难啊！
邱学华思前想后，觉得只有这样去“揭发”沈百英，才可能保住
于是，邱学华贴出了大字报：《请看“苍蝇专家”沈百英》。
邱学华只想用“伤皮伤肉”的方式帮助
也许，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解释其中的误会了。
稍稍能让邱学华获得安慰的是，沈百英是教育系第一个获得“解放”的教授。
沈百英“解放”后，已经到了溧阳农村的邱学华曾几次回上海看望
三、寻找“螺丝钉”
大学不上课了，附小不能去了，无法搞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了，这一切，使邱学华非常痛心。但他心有不甘，总想找点工作做。于是，他从一所小学里找来一套上海市文革中编的数学课本，白天要搞运动不敢写，就利用晚上偷偷地认真研究，写了10多页修改意见。当时不敢用真名，就用“螺丝钉”的笔名给编写组寄去，也算为小学数学教材建设做点工作，心理上多少能得到一点安慰。
编写组接到“螺丝钉”的修改意见后十分重视，因为所提的修改意见十分中肯，非常到位，看得出这颗“螺丝钉”精通小学数学教材，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平。他们决定，一定要找到这位“螺丝钉”。信上没有留姓名地址，他们便从信封上的邮戳开始顺藤摸瓜，居然找到了这颗“螺丝钉”。原来，邱学华把修改的意见写成后，便被派到嘉定马陆公社参加抢收抢种劳动了。这封修改意见，便是从马陆公社的邮局寄出的。编写组的人认定这个写信的人对小学数学教育研究造诣很深。他们经过了解，知道当时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在马陆公社劳动。因此，编写组推想到这份意见一定是邱学华写来的。因为，当时邱学华在上海小学数学界已小有名气。他们于是亲自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终于找到了这颗“螺丝钉”。后来，编写组通过组织关系，让邱学华名正言顺地协助编写组工作了。
造反派“文攻武卫”争权夺利，激不起邱学华的兴趣。于是，邱学华便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到上海的工厂和近郊农村去办“红师班”，培养工人、贫下中农当教师。这样，他又干起编写小学数学师资培训教材的老本行了。
文革期间，人人自危，邱学华却还是忘不了“小学数学”，忘不了为人民做点工作。
心心念念，念兹在兹，全是小学数学教育，完全没有理会身边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也毫不理会这样的政治运动会不会波及自身。
然而，还是有了影响。
四、被迫离开大上海
没想到的是，常州的家里却发生了天大的事：妻子葛蕴春在江苏老家被迫“上山下乡”了。
1956年身为反革命分子家庭子女的邱学华还能参加高考并能被华东师大录取，时隔一年，1957年的高考政策，却改写了很多学生的命运。葛蕴春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与大学无缘。葛蕴春是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的高材生，考取大学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高考照常进行，全程参加了高考。可是，最后，是葛蕴春这届学生所不知道的，她和与她类似的学生样，早已经被内定为：“不宜录取”。
理由很简单，葛蕴春的家庭出身是历史反革命。
现在，我们是知道了，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的6年间，则推荐工农兵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而在这之前，1957—1965年的9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葛蕴春同学作为1957年江苏省常州中学的毕业生，正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第一批直接受害者。
没有上成大学，葛蕴春的第一份工作是当工人。她先是在热工仪表厂里当工人，因为她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厂里让她做职工教师。1963年，大跃进结束了，工厂下马了，工作也没有了，便去到学校做代课教师。葛蕴春先是在局前街小学代课，后来便到博爱路小学代课。作为常州中学的高材生，这点课务是难不倒她的，但是，身份却只是代课教师。
结婚后，安定的日子没有过多长时间，事情便又来了。
常州中学的操场上，一下子汇聚了很多卡车，卡车上的人，都阴沉着脸。因为，就是这一辆辆卡车，要把他们带到陌生的乡村，他们，下放了！
著名作家韩东在他的长篇小说《扎根》里，曾经描述过这样的情景，只不过，韩东所描写的是从省城南京下放。但情形是差不多的，常州这里的情况与南京的情况极其相似。
葛蕴春是学校里的代课教师，又因为历史反革命家庭背景，她便注定了成为下放的对象。
就这样，为了照顾妻儿老小，邱学华被迫离开了华东师范大学，随同妻子一起到了溧阳农村。
多少人来劝邱学华，你可不能离开上海啊！进上海这么困难，想要有一个上海户口是多么难？你一个大学教师，再苦，再难，也不能离开啊！想想办法，让妻子克服克服，总会有办法的。你如果不离开上海，怎么说在上海总留了一条后路啊，还有回旋的余地啊！
可是，邱学华又能怎么办呢？
葛蕴春这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一个年轻的女人，要顶着一个家，还要侍候婆婆。葛蕴春下放时，还必须带着邱学华的老母亲。这样的生活重担，邱学华怎么忍心全让心爱的妻子一个人扛起来呢？何况，在农村，家里没有一个男人，那种沉重的生活，还又略带几分艰险的日子，一个女人又如何应对得了呢？
邱学华怎么能让这样的负担全搁在妻子肩上呢？
因此，虽然上海高校的人事关系已经暂时冻结、停止，但邱学华真的需要回到家乡。他多次向工宣队申请，要求调动到溧阳县。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管理大学。教育系工宣队负责人系江苏江阴人，他清楚地知道江苏省上山下乡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他非常同情邱学华的处境，于是，批准了邱学华的申请，同意放人。
邱学华流着眼泪离开了上海。不过，邱学华的内心认定了一点，下乡后再苦再累，都不要紧。农民能过什么日子，他也能过什么日子。农民世世代代在农村能过日子，我们又怕什么呢？
邱学华的内心还有另一层苦，他实在已经厌倦了华东师范大学文革风暴下的争争斗斗与打打杀杀。
其实，邱学华还可以选择不离开上海。因为当时的政策已经冻结了大学教师的所有人事关系与档案。然而，邱学华去意已决。组织部门的领导只得非常惋惜地帮他办理了调离手续。
直到很多年后，邱学华才知道，当远在黑龙江的张波听到邱学华离开上海时，非常震惊：“邱学华怎么能走啊！怎么可以把邱学华放走！”
1970年，邱学华离开上海，离开了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江苏溧阳县。到溧阳县教育局报到时，又主动要求到茶亭中学当中学教师。因为妻子葛蕴春被下放到了茶亭公社下面的一个大队。
离开大上海，邱学华并不感到惋惜，可是从此要离开小学数学教学研究，这使他非常痛心。
邱学华到现在都还记得离开上海的情景：那天，下着小雨，天气一直是阴森森的。与他一同留校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来送的，有的是不知道邱学华离开上海，有的是知道的，但却不敢来送。其他班有两个男同学，他们出身好，没有顾虑，亲自送邱学华到火车站。
邱学华挥泪离开上海，内心凄苦不已。他内心知道，这一生一世，可能，再难回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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