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应试教育为什么打而不倒、衡水中学为什么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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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应试教育为什么打而不倒、衡水中学为什么走向全国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7-05-10 * 浏览 : 12

 顾名思义,应试教育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与考试无关、难以考核的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等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改革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


应试教育在改变吗?

  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大张旗鼓地倡导素质教育,至今已经十几年了。如何评价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是在改善之中还是继续恶化?我的结论是后者。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小升初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时间,进行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应试训练。事实上不仅使所有大学导师、高中教师都不可能通过高考;即便通过高考的大一、大二学生,再次考试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大家只是作为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衡水中学那样极端的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应试教育的另一个新形态,是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生存——以教育创新的名义。互联网+ 教育最显著的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将更多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用电子白板、大数据使应试训练更为精细化、精确化;营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使应试训练变得更为便捷和有趣。问题是它并未脱某种窠臼:将教育窄化为教学、将教学窄化为应试训练。其实际的关注还是分数和知识点!它显示的是在关键教育制度(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环境、教育文化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技术对基础教育整体改善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试教育为什么“有效”

  衡水中学对自己的教学成效很自豪,向批评它的学校和同行叫板:不服来比一比啊,谁的学习成绩更好、升学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生走上社会的适应性、创造力和生活的幸福感。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技团经过严格训练的猴子、小狗能够走钢丝、钻火圈,我们有多少人愿意选择那种成功?


  对“中国式教学”、包括“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是需要认真辨析的。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性教学”。其指导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其重要的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的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它类型,但它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这种平淡无奇的“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的“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便相形见拙了。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有统一教材、标准答案和唯分数的评价制度,从而形成一种大一统、强控制、高竞争的制度。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这样的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区、全年级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强控制、高竞争、高评价”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捆绑,教师和学生都在这种高压下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方面制约和制衡的力量。


  今天的问题是,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等。后者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也似乎夸大了,因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的多,但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关系极大改善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环境继续恶化的原因,教育界将责任主要推向了家长,认为是家长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然而,这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城市家长对以考试和分数压迫孩子——尤其是小学生——的教育深恶痛绝,但投诉无门,反抗乏力,有一点能力的就选择出国。可见,家长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一样,理解这一病态的关键是政府行为。正如在经济领域地方政府对GDP的竞争,制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极大地扭曲了经济秩序、破坏了自然环境一样;在教育领域,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一些追求短期政绩的政府党政领导,直言不讳地向教育局要“北清率”,对于大面积提高学业成绩视而不见,说什么“宁要鲜桃一口,不要烂桃一筐”!基础教育乱象丛生,超级中学“异军突起”,衡水中学大行其道,便不难理解了。


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牵涉政府、学校、学生和家长、社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是学校和教师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政府发文开会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变应试评价,规范学校行为;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变革机制,给学校松绑,恢复学校活力。这一变革的前提,却是教育理念、教育价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种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存在,应试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传统教育文化、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产物。今天谈改变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不能不重视观念的革命,呼唤人文主义的价值,这也是当前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反思教育》强烈而鲜明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命题。认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1]认为在教育中重申人文主义的方法,可以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人类发展的极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开启未来的钥匙。因为二战之后的社会发展,受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规划理论的支配,教育的发展目标逐渐异化,发展本身变成了目的,人则成为了发展的工具,这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性问题频发的根源。因此,需要向工具理性的教育价值提出挑战,“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2]


  美国教育政策的宏观转变,是教育文化转向的最新佐证。2015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是对2002年小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重大改变,从严格强调学业成就、绩效评价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越来越重视统考科目的教学,而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弃;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的休息时间,甚至取消了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可见应试评价的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教育目标的冲突也发生在美国校园。2015年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让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国家长主张“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教育。尽管亚裔和中国家长强烈反对,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但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简化教学大纲。改革评价的行为也出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了改革入学评价的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让他们更多关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耶鲁、MIT、UVA、哥伦比亚大学等已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的比重,提高课外活动的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当代教育变革的另一个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无论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可汗学院、新型大学MINERVA、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越来越多的Homeschooling(在家上学),都是以促进个性发展、个性化学习、创造力、核心能力素养等为主要追求,创建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它指向了对19世纪“教育工厂”模式的颠覆,而不是用21世纪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显示了美国教育创新并不是完全由技术主义驱动的,而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和实践教学贯通教学与教育,从课改走向了教改。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之类“高技术、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阅读推广、合作学习、改善师生关系、社区参与等为特点的“低技术、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众多体制外的“在家上学”、小微学校、华德福学校等等,实践着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昭示着中国教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