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尝试当大学教师

当前位置 : 首页 > 从教60专辑

三、尝试当大学教师

* 来源 : * 作者 : admin * 发表时间 : 2014-12-26 * 浏览 : 24
三、尝试当大学教师
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对小学数学教学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深入附小搞教学实验,走一条理论联系实践的研究道路。
大学毕业后,作为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曾向组织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工作,最后却被选中留校当了助教,教《小学算术教学法》这门课。命运,又一次将我同小学数学紧紧拴在一起。
按当时规定,刚毕业的助教是没有资格上课的,主要帮助主讲教师批改作业和课后辅导,必须有两三年学习准备的时间才能开课。可是我到教育系报到工作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的指导老师沈百英教授病了,要我立即开课。好在教材是现成的,就是前一年由我主要负责编写的《小学算术教学法讲义》。教材是自己编的,用起来特别顺手;五年的小学教师生涯,使我具备了较好的教学艺术,又有生动有趣的实例,因此我的讲课受到大学生普遍欢迎。
当上助教,给同学们上课,我很快发现大学生普遍不重视教学法,认为教1+2=3没什么困难。我想了一个办法“治”他们,请他们推举一个最能干的学生,准备一下,明天到附小教一年级算术课,内容是《9加几》,全班同学都去听课。结果这个最能干的学生上了10分钟就没话讲了,看着我焦急地问:“邱老师,怎么办?”大家都为这位同学捏了一把汗。然后,全班同学再听附小教师上《9加几》这堂课,这下他们全服了,认识到教学法这门课大有学问。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大学教师除了上课外,还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当时在我的面前有两条研究的道路:一条关起门搞研究,广泛搜集资料,汇集各方面的观点,再作理论上的分析,就能写出论文或专著,这种办法既省力又容易出成果;一条是深入学校搞教育实验和调查研究,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而教育实验周期长,又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往往是既费时费力又难出成果。但我觉得第一条路大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理论分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第二条路虽然艰苦,搞的是自己的东西,能够产生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从古至今的伟大教育家从孔子直到陶行知,哪一个不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他们各自的教学理论呢?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也特别提倡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经风雨见世面。我毅然决然走出大学校园,决心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此,我始终坚定地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路上。这是一条最终引导我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道路,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一条必由之路。可惜,现在有很多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有的虽然明白,人也下到基层去了,心却始终没有下去。
搞教育实验必须有实验基地,有利条件是我们师大有附小,我主动向教育系领导请示到附小搞实验研究。决心已下,我就一边在师大上课,一边到附小搞教学实验,还兼任附小副教导主任。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附小,我就和附小教师住在一起,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由于大学上课不多,每周4课时,我大部分时间在附小,所以很多人弄不清我是大学教师还是附小教师。
几年里,我以师大附小为基地,并深入上海许多学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到建襄民办小学帮助工作。建襄民办小学是大跃进涌现出来的一面红旗,由吴佩芳校长带领一帮家庭妇女创办出来的。根据吴佩芳的事迹,当时拍成电影《鸡毛飞上天》,并搬一了沪剧舞台。1963年,吴佩芳校长遇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常书记关切地询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诉说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很焦急。常书记立即派我去协助她们。
建襄民办小学校舍很简陋,租用一幢民房,大部份教师是家庭妇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就从怎样备课教起。对学生从基本训练抓起,试用我研究出来的一整套口算基本训练卡片,应用题基本训练卡片,课堂教学采用练习为主,先练后讲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数学成绩从全区最后一名奇迹般上升到全区第2名。
这个事例,使我清楚地看出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最差的能变成最好的,这并不是梦想。
华东师大离开建襄小学很远,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每周或两周去一次,完全尽义务,非但没有报酬,还要贴上车钱。晚上帮她们备课太晚了,就睡在教室里,早晨起来帮她们生煤炉烧开水。如留在那里吃晚饭,大都是包馄饨,一边包,一边吃,其乐融融。1999年,我专程从常州到上海,参加吴佩式办学40周年纪念活动,大家在一起谈起往事,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实践出真知,我这条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对了。我对小学数学教学进行全方位研究,如:口算表的系统整理、口算与笔算的相关研究、珠算熟练的心理学研究、珠算教学改革的研究、算术教学中的基本训练研究、算术作业当堂处理研究等,研究成果叠出,相继发表在《心理学报》、《上海教育》、《福建教育》、《江苏教育》等杂志上,引起小学数学教育界的关注。1961年,我在《江苏教育》发表《改进珠算教学的几点意见》,在全国首先提出:“口算、笔算、珠算密切结合起来”的观点,并主张对小学生不需要教珠算口诀,这些观点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促进了珠算教学改革,也为文革中的“三算结合教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我的研究受到校、系两级领导重视。1963年,华东师大为了重点培养一批知名教授,成立了红专进修班。全校选拔了30多人参加,出乎意料我也被选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在30多名重点培养对象中,其他人都是讲师、副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助教。当时刘佛年教授是教务长,亲自领导这个红专进修班。从这时开始,我接受刘教授的亲自指导,学校从时间、资料、经费等各方面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
师大当时有个规定,不管是谁的研究课题,一旦被列为全校重点研究课题,学校将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这时,我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却没有一个可称之为重点的课题。一次,我在上海市图书馆看书时,发现一本《日本小学算术课本史》,这本洋洋洒洒700多页的巨著,详详细细记载了日本小学算术课本发展的历史,各种课本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却没有一本自己的课本史,由此我萌生了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的想法。我的导师沈百英教授,对此极为支持。
要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首先要找到建国前出版的各种算术课本。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找到了10多套课本,那时没有复印技术,用照相技术记录成本又太昂贵,只能择要一一做出详细记录。我又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等处发出求援信,却收获甚微。我听沈百英教授说过以前上海中华书局有一批藏书。根据这个线索,我终于在一家印刷厂的资料室找到了建国前的20多套课本,我如获至宝。但他们不同意借出,我只能整天在那里工作,给每套课本做了详细记录。当时生活很艰苦,我常常是啃几个馒头当作午餐。
要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比这更困难的是搜集活资料。不少亲历者当时已到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紧搞这项研究,以后再搞就困难了。这样更使我下定决心,抱着抢救文化遗产的紧迫感着手这项研究工作。经沈百英先生介绍,我到杭州拜访被誉为一部算术教学“活字典”的俞子夷先生。俞先生是中国小学算术教学法的奠基人,建国前后许多套算术课本都是他主编的,曾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撰写了大量算术教学法著作;建国后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后,仍坚持小学算术的教学研究;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一直赋闲在家。我到俞先生家拜访时,他听说我要搞算术课本史,十分高兴。我们连续谈了三天,内容涉及建国前后五十年小学算术教学的情况,他还答应我把这些情况写下来。他说:“我从事小学算术教学五十多年,把自己的体会和经验写出来,给人参考,当块垫脚石。将此身心奉献教育,是我终生的愿望啊!”“活一天,我就要为小学教育写点东西,现在可能没用,总有一天会有用的。”不久,俞子夷将他撰写的《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一条迂回曲折的路》一文寄给沈百英先生。这篇回忆录很有价值,我从沈先生那儿借来专门抄了一份。就这样,通过多方调查研究,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的脉络基本清楚,按照年代排列,沈百英教授和我很快编写出《中国小学算术课本书目》。
正当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有了眉目,欢欣鼓舞的时候,政治运动接踵而来,1965年去安徽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工作被迫停止。
《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没有完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现在再要搞这项研究,困难重重。建国前出版的几十套课本已无法找到。前面谈到的华东师大图书馆保存的10多套课本,中华书局在上海一家印刷厂的资料室保存的20多套课本都在文革中散失了,实在可惜。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